林尔嘉

一等大绶嘉禾勋章1

一等大绶嘉禾勋章2

二等宝光嘉禾勋章1

二等宝光嘉禾勋章2

三等宝光嘉禾勋章

三等文虎勋章包装盒

　　林尔嘉，原姓陈，名石子，生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是厦门抗英名将陈胜元第五子陈宗美的嫡生长子。1880年过继给陈宗美姐夫、台湾板桥林维源为子，取名尔嘉，字叔臧、菽庄、眉寿，号尊生、尊生道人，别署慈卫、允明、洁如居士、识庐主人、守中道人，晚年自娱百忍老人，是民国年间在闽台两地负有较高声望的人物。他与同时代的官家、富家子弟不同，既“不染于少年纨绔之习”，也不热衷科举仕途，“读书好略观大意而不屑为章句之学，每于古来治乱兴亡之迹，必反复思其所以然而考求其得失之所在”。他乐善好施，淡薄官场，关心国家富强，提出“不以实业为政治之资，则政治几何能淑；不以政治为实业之盾，则实业几何能兴”等改革经济、发展实业的设想。一生致力于扶植发展民族实业，投资过电话、电灯等实业公司，对厦门尤其是鼓浪屿的城市建设，贡献良多。

　　不管是在厦门或是在台湾林尔嘉都是人们普遍称颂的著名人士。他的许多珍贵资料收藏在厦门市博物馆，其中就有本文所要涉及的“嘉禾勋章”和“宝光嘉禾勋章”。仔细检视，共有五枚之多，计有“一等大绶嘉禾勋章”一套，“三等嘉禾勋章”一枚，“二等宝光嘉禾勋章”一套；另有一“三等文虎勋章”包装盒，可惜内装“文虎勋章”不见。

　　据龚洁先生《鼓浪屿名人逸事》记载，林尔嘉先后两次获授勋章，分别为1916年，应许世英聘任福建政治讨论会会长，主持起草《福建省宪法草案大纲》，授二等大绶文虎章、宝光嘉禾章；段祺瑞执政，林尔嘉被聘为中华华侨总会总裁，他婉拒，而段颁给他一等大绶嘉禾章。实际上，林尔嘉获授勋章应该不止这两次，如三等文虎勋章及三等嘉禾勋章 获授时间就没有提及。由于资料的缺失，其他获授勋章的具体情况已经无从查考，只能等待更多史料的发现。

　　嘉禾勋章，为金色或银色八角，角之间为数量不对等光芒，圆形中心为白底金色嘉禾图案，下端是五色彩带，圆形边缘为绿或蓝底，上有八组五色圆点图案。二等宝光嘉禾勋章，主图案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由八角形立体银色光芒围绕四周；第二层次八角形五色旗组成的光芒环绕；第三层次在直径约2厘米的圆圈内，外圈在红色带上镶嵌18颗白色的珍珠，中圈在白色带上镂刻青黄色的“嘉禾”谷穗图案，内圈中应为一颗红色的宝石。可惜主章原件宝石和十颗珍珠均已缺失，副章相对完整，仅缺失一颗珍珠。

　　“嘉禾”就是生长得特别茁壮的禾稻，古人视嘉禾图案为吉祥的象征。所以，袁世凯给文官和武官授予的勋章，便采用嘉禾国徽图案，名字就叫嘉禾勋章。北洋时期的中华民国国徽是中国首面国徽，又称十二章国徽、嘉禾国徽。中华帝国时袁世凯沿用国徽，直到1928年12月29日，奉系军阀将领张学良将原来悬挂的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十二章国徽才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徽图案中仍然保留了嘉禾元素。

　　追溯中国勋章制度，其历史才百余年。据载,中国第一套勋章是清光绪七年(1881年)开始颁发的“双龙宝星勋章”,其后是宣统三年(1911年)颁制但未及颁发清即覆亡的“四色龙勋章”。北洋政府于民国元年(1912年)12月6日颁发《陆海军叙勋条例》和《陆海军奖章令》，民国三年(1914年)1月14日颁发《陆海军勋章令》，到民国五年（1916年）又作过几次修正和补充，根据这些法令于民国元年(1912年)七月设置了“大勋章”、“嘉禾勋章”(分1-9等)；民国元年(1912年)八月设置了“勋位章”(分1-6等)；民国元年(1912年)十二月设置了授予军人的“白鹰勋章”和“文虎勋章”(各分1-9等)；民国五年(1916年)十月设置了“宝光嘉禾勋章”(分1-5等)等等。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由于还处在初期阶段，民国时期勋章的式样和颁发制度变化较多，但从其颁布的条例看，却相当严谨。如民国元年（1912年）12月6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公布《陆海军奖章令》4章16条。陆海军勋章分二种：一为白鹰勋章 ，二为文虎勋章，且各种勋章均分九等。一、二等给与上等官佐；三等至六等给与中、初等官佐及准尉见习军官；七、八、九等给与士兵。各种勋章，除由大总统特令颁给外，所有立功人员，均由该主管长官按本章调查表查实详记，并将该员履历功绩事实具报陆海军总长，由陆海军总长呈请大总统批准遵行。民国五年（1916年）十月北洋政府统治时期黎元洪政府颁发的宝光嘉禾勋章分五等六级。一等大绶：红色绿缘，中嵌珊瑚圆珠（红）加绘嘉禾；二等大绶：红色蓝缘；三等领绶：黄色绿缘；四等襟绶：加结黄色绿缘；五等襟绶：黄色绿缘。嘉禾勋章的绶带又有不同，一等大绶嘉禾勋章的绶带为黄色红边，二等大绶嘉禾勋章的绶带为黄色白边，三等嘉禾勋章的绶带为红色白边，四等嘉禾勋章的绶带为红色白边加结，五等嘉禾勋章的绶带为红色白边，六等嘉禾勋章的绶带为蓝色红边加结，七等嘉禾勋章的绶带为蓝色红边，八等嘉禾勋章的绶带为白色红边，九等嘉禾勋章的绶带为黑色白边。甚至于佩戴时间、位置都有详细的规定。如嘉禾勋章着军礼服时佩带，一、二等嘉禾勋章佩带于左襟中部，大绶有右肩斜至左肋下；三等嘉禾勋章以领绶佩戴于领下正中；四等以下以襟绶佩戴于左襟。

　　中国在封建时代就一直推行旌表制度。旌表是古代惩恶扬善的一种手段。自秦、汉以来，历代王朝对所谓义夫、节妇、孝子、贤人，以及累世同居等大加推崇，由地方官吏申报朝廷，获准后则赐以匾额，或由官府造牌坊，以彰显其功德和气节。对古时候的人们来说，受旌表人不但得到很高的政治地位,而且还能得到实实在在的经济实惠,这对民众有着很大的诱惑力。统治者以此把官方所提倡的行为方式和道德标准昭示天下。清朝光绪开始的荣誉勋章制度是一个变革的旌表形式，为的是接轨国际。进入民国时期，才面向对国家做出贡献的名绅、义士等全体国民给予勋章及勋位制。1912年，袁世凯接任大总统后，先后公布《勋章令》以及《勋位令》，规定对于有勋劳于国家的人，或有功绩于学问及事业的人，按勋劳功绩颁给嘉禾奖章，或授予勋位。

　　今天，面对林尔嘉“嘉禾勋章”，我们在缅怀林尔嘉先生乐善好施、兴办实业以及热心城市建设等等之余，对北洋政府的勋章制度设计，以及它所涉及的文化内涵、历史事件、人物故事等等仍还有研究价值。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动荡混乱的北洋政府，对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名绅、义士进行表彰，自有其积极的一面，林尔嘉获授“嘉禾勋章”、“文虎勋章”、“宝光嘉禾勋章”等即是典型例子。当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情况也是有的，李大钊在1917年10月15日致《太平洋》杂志记者中，就曾对此进行抨击：“而今酬勋授位，乃厚生而薄死，国庆之日，文虎嘉禾，勋章雨下，甚且洪宪帝孽，造反罪魁，咸膺上赏，独不闻于殉国先烈之丘墓、遗族有所瞻顾。”

　　不过，我们觉得林尔嘉获授“嘉禾勋章”还是实至名归的。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关心国家富强，且一向“淡薄官场”，“嘉禾勋章”当然不是他追求的名利，而他一生为建设厦门和台湾所做的贡献，却永标青史。

　【本文转自：张仲淳、林元平主编《台海遗珍——厦门市博物馆馆藏涉台文物鉴赏》，学林出版社，201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