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保存这封家书的意义，除了可以了解台湾板桥林家内部错综复杂的人事、财经关系之外，最重要的是能够了解以爱国爱乡著称的板桥林家，何以最终出了林景仁这样一个汉奸。

　　首先从这封家书中不难看出，林景仁当时是经由新加坡奔赴日里（即今棉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第一大城市）投资办厂，却因资金不足，不能办成，遂向家中讨要办厂资金。

　　其次，家书中这句“但目下家中已有卖糖之金，似可以分拨一半给儿”，说明当时台湾的林本源制糖会社还在经营中，尚未被盐水港制糖会社所吞并。1920年林景仁曾随父亲回台，任林本源制糖株式会社监事。早在1895年割台事件发生后，林维源便举家内渡，定居厦门鼓浪屿，但是为了保住在台湾的庞大家族基业，林维源不得不令家族部分子弟入籍日本，自己坐镇鼓浪屿控制林家在台湾的产业，只在必要的时候才派他的儿子林尔嘉前往台湾视察。日本统治台湾时期的制糖业是台湾极其重要的产业之一，而当时林本源制糖会社的成立及经营就是受到日本人的控制和支配，日本总督府利用林家出资，通过台湾银行和相关技术人员控制林本源制糖会社的经营，最后更是制造矛盾和利用林家管家许丙给林家各房施压，1927年林本源制糖会社终难逃脱被合并的结局。

　　另外，家书中这句“万不能如去年置儿之电信于不顾也”，可以看出此前林景仁也曾写过家书回厦门却迟迟没有收到回信，他担心这次家信又石沉大海，导致南洋办厂不成，就会“不仅儿一人丢脸，全家名誉皆去”，所以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有些急切。可是为何会出现这种将电信置之于不顾的情况？笔者根据林景仁的堂侄林衡道先生在其口述回忆录中发现，林景仁一生有很多败家破财的故事，其中某年他搭船去南洋的途中遇到船难，所幸获救，虽然没有罹难，但是林景仁心想这条命是捡回来的，就趁着“好运”去赌场豪赌、大肆挥霍，赌输了几百万元，欠下的债务则由他的父亲林尔嘉代为还清。

　　而林景仁的另一封家书也曾透露其大手大脚的情况。因为根据信件里的内容：“于电催郭君汇五万元之件，系去年向慈意乞许可者，……，儿念慈意已准，又有设法之处，是以敢发电促其汇来，即去年万五千元之件，亦系如是，内一万元乃买钻石之费，儿已禀请汇还数次，又五千元乃儿乞赐办福记修禀，……”这些都显示，当时林景仁极力向其父亲林尔嘉解释他电报催家中汇款五万元款项的用途和去向，并试图阐明自己对家族绝无二心，字里行间看似满腹委屈却又有点向父亲大人撒娇卖乖的嫌疑。综上所述，林尔嘉鉴于长子的种种“前科” “劣迹”才会出现前面我们所看到的，林景仁在家书中埋怨自己的信件被置之不顾的情况。

　　也正是有了以上这些挥霍家产的劣迹，林尔嘉后来告诉林景仁，他所拥有的长子财产已经全部作为偿还债务的款项，以后林家的财产没有他的份，他要花钱就得靠他自己去努力奋斗。而这也为他晚年在长春因困顿去世埋下了伏笔。

　　在这封家书中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书信中提到这么一句：“儿将灰心绝望向丈人乞一山，终身杜门老于蛮乡。”说明当时林景仁赴南洋时已经结婚，其老丈人就是在苏门答腊岛白手起家的华侨张榕轩（煜南）。张榕轩在苏门答腊棉兰经营商业、垦殖业，并与张弼士（张振勋，近代华侨资本家）合资开办日里银行，已经逐步成为棉兰地区的华侨首富，也是棉兰地区工人的华侨首领。因此，林景仁在家书中说要“向丈人乞一山”，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而林景仁此次奔赴南洋办厂如果能够顺利的话，那么在南洋的事业必定也能得到老丈人的鼎力帮助。

　　说到林景仁与其妻张馥瑛这场盛世婚礼，就不得不提到当时板桥林家的婚姻制度。板桥林家成为台湾首富之后就颇有优越感，在日常生活习俗和选择婚姻对象上尽量与当时一般的台湾人不同，由此来凸显自己是首富的优越地位。板桥林家认为在台湾没有合适的婚姻对象，基本上都不跟台湾本地的大家族联姻，除了少数特例以外，都是与中国大陆的大家族或者海外华侨大家族结亲，以此来显示林氏家族的影响力不止局限于台湾岛。所以当时林景仁与印尼橡胶大王张榕轩之女结婚就备受瞩目。

　　众所周知，林景仁以“小眉三草”及诗钟创作而闻名，并被誉为日本占领台湾时期的台湾 “天才诗人”。“小眉三草”，是林景仁的著作《摩达山漫草》、《天池草》与《东宁草》的合称。其中，《摩达山漫草》是林景仁民国五年（1916年）至民国六年（1917年）旅居印尼摩达山期间所作，诗集共录诗109首，于民国九年（1920年）在印尼棉兰刊行。

　　如此才华横溢、卓尔不群的青年，却因晚年未能洁身自好、修身自省，在前往东北发展的时候，受伪命出任满洲国外交部欧美司司长一职，以致其晚节不保，最后更因贫困窘顿在长春去世，令人除了痛恨之外，不免有几分叹惋！

　　【本文转自：张仲淳、林元平主编《台海遗珍——厦门市博物馆馆藏涉台文物鉴赏》，学林出版社，2014年4月。】

　　 编辑：宋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