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告同胞书》中，林尔嘉首先以“鼓浪屿工部局历年均向嘉赁借海滩，以为外人夏季沐浴之所，夏（立士）税司（A﹒H﹒Harris，英国人）、赤谷（由助）副税司亦先后函嘉，商请暂准其经行园内”为据，利用菽庄花园山地滩地契据、执照齐全来证明包括海关在内的中外人士早就承认菽庄花园山地海滩为林家私人产业；其次又从《实体法》和《手续法》上说明1914年所订留置权契约根本无效，理由是：“该地于民国三年三月间，经由共有人洪神金即洪狗等全体契卖与嘉，是其所有权早经移转，……亦属侵权行为，何能有效？”该地于1914年3月间由洪姓共有人契卖与林家，所有权已经转移，此后缔约属侵权行为；“又据洪狗未死以前，逢人哭诉，如何被税司私擅逮捕，如何强迫结约，……。即该约之由于强迫可知。”税务司私擅逮捕洪狗，强迫其与税务司缔约，已经违背了缔约双方平等原则；“共有物之处分，非经共有人全体同意，不能有效，……，约中只字不敢提及，是费税司（厦关税务司费妥玛）早悉洪狗毫无代理权可知，则其所结契约，当然不能有效。”这就是说，洪狗非地主代表，无权代理；“至陈恩焘之监同画押，陈恩焘乃海关监督，与税司同一机关中人，为之牵率而至”，监同画押的陈恩焘也是跟税务司穿同一条裤子的，绝不是合格的契约证人；“凡国家机关，代理国家与人缔结契约，必须由主管行政机关在本件（例如县）办理。…若本件则在民国三年五月间，费税司与洪狗缔约时，既违法滥权，未经由思明县办理于前，又绝不使思明县闻之于后（十一年四月间来思明县知事复唐关监督函可证）。手续已若是欠缺，效力又何自而生乎，……”这些都说明，该约既违法滥用职权，没有经过思明县就进行办理，又没有在办理后后告知思明县，手续上存在明显的欠缺、不完备。

　　林尔嘉引用了中外法律来论证海关对税务司公馆围墙外西南畔山地留置权不能成立。从《告同胞书》中“无一不以债权为前提”、“乃因债权担保之故，得留置他人之物之权利”这几句话，我们可以了解到所谓“留置权”发生的前提，要求留置物与债权有牵连关系，而洪狗与税务司从来都没有债权债务的关系。法律规定，“留置权要占有目的物，不仅为成立要件，且同时为存续要件”，这就是说税务司从未占有该地，当然就不存在所谓的留置权；法律还规定，“不能行留置权于赁借物上”，税务司不能借口赁贷借关系就是所谓留置权发生的原因，这首先在法理上就说不通，更何况“税司与洪姓所结赁贷借契约，仅及于税司住宅，该地原不在赁贷借范围内。”税务司当时与洪姓所结的赁贷借契约，仅仅涉及到税务司的住宅区，而如今被拆毁的石桥原本就不在这份赁贷借范围内。

　　在《告同胞书》中林尔嘉理直气壮地声明对于私权争执部分，即留置权问题，将依法提起民事诉讼；而对侯礼威故意犯法，毁损石桥部分，则将依法提起刑事诉讼。当笔者看到林尔嘉在文中指出税务司本来就是中国所雇佣的官吏，侯礼威以中国官吏资格所犯下的罪行，“当然适用中国法律，绝对不许其藉口领（事裁）判权，逍遥法外。”不禁拍手叫好！因为在当时“弱国无外交”的旧中国，有些外国人凭借各种不平等的条约，任意欺凌中国人，特别是遇到类似这样的涉外案件，中国官员往往不敢正视事实真相维护中国人的正当权益，林尔嘉却敢与违法的外国人斗，毫不示弱，让人不由肃然起敬！

　　林尔嘉最后在《告同胞书》中寄望“法曹当局、社会人士，主持公道，无令洋员凭藉权势欺侮同胞，以后我国人民亦庶免受此种种之凌虐也。”整篇文章词锋犀利，正气凛然。面对这样一份《告同胞书》，向来盛气凌人的洋人税务司侯礼威这次也不得不有所收敛，自知理亏，不敢与林尔嘉对簿公堂，只能托工部局洋人董事提出书面调解，赔礼道歉。

　　最终，在几经波折、多方周旋之下，海关税务司和林家达成协议，林尔嘉在花园中为海关保留一条宽的小道，以连接吡吐庐和海滩，而海关放弃了与洪家近半个世纪的购地协议，这场历时一年多的官司最后以和平解决告终。

　　在这场官司中，菽庄花园的主人林尔嘉，以其博学多才和法治意识，在这场状告洋人的官司中引经据典，利用外国的案例、相关法律依据来为自己受侵害的权利辩驳；又因林尔嘉在闽台两地都具有很强的号召力，能够取得社会舆论与民众的支持，所以始终处于主动的地位。作为一名中国人，敢于状告洋人，而且是公开向领事裁判权挑战，没有相当的勇气和骨气是无法做到的，这种不畏洋人的民族主义精神在当今的社会仍然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本文转自：张仲淳、林元平主编《台海遗珍——厦门市博物馆馆藏涉台文物鉴赏》，学林出版社，2014年4月。】

　　 编辑：宋叶